王建荣决定购置针孔摄像机

  • 来自东莞市国税局官网上的资料显示,2010年10月19日前,罗绍强任后街国税分局副局长,之后调任为中堂镇国税分局副局长,今年1月28日被任命为中堂镇国税分局局长。

    2009年底至2010年初,开业之际,罗绍强提出多出点钱,多占些股份。“最终经过股东会讨论决定,罗绍强出资7000万元,占22%的股份,分得173个铺位,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。”王建荣称,“7000万元中5000万元是现金,另外2000余万元则用34个商铺抵押。”

    “无论普通公务员,还是领导干部,公务员法、党政干部任用条例、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‘廉’的要求不可谓不严。”中山大学法学教授聂立泽说,“单位党组、纪检监察、组织人事都负有监管责任,只有执法必严才能监督到位。”

    但是,祥鸿农批城开业后,经营并不景气,两人就此产生裂痕。“罗绍强认为我管理不到位,且接待费用过高。”王建荣认为,最大的矛盾还在于罗绍强认为自己所持股份过少,“同样出资7000万元,我占40%,他占22%。”

    王建荣与罗绍强的妻子是堂兄妹关系,由于工程启动后缺乏资金,2006年罗绍强提出一起做生意,要求占10%的股份,“考虑到他税务官员的身份能提供便利,我便同意了,他表示钱没有问题。”

    东莞市纪委方面表示,科级干部不属于市管干部,科、股级干部则由所在单位任命、监督、管理,而市纪检、监察部门通常只能从全市整个面上去管理,没有专门针对这类干部的规定。

    蹊跷的是,王建荣出示的举报材料中,记者并未见到“罗绍强”的名字。翻阅上百次股东会议记录,2010年5月11日前所有的会议记录中,有陈妙嫦的名字;2010年5月21日到2012年6月4日,则是陈松有的签名。前者是罗绍强的妻子,后者是其大舅子。

    更为关键的是,王建荣向记者提供的贷款资料显示,2010年9月21日,7000万元的投资文件上,是由“罗绍强”确认的。不少质疑之声认为,罗绍强若是没有国税局长这一职务的影响力,银行怎么可能会如此“慷慨”?

    “我自己创立的公司,他们却要把我赶走,这就是把我往死路上逼。”王建荣决定购置针孔摄像机,掌握录音、视频证据,将罗绍强违法经商的证据公之于众。

    东莞一国税局长罗绍强打着妻子、大舅子的名义,投资7000万元与亲戚王建荣合伙做生意,因持有173间铺位,被称为“铺叔”。罗绍强为夺取公司经营管理权,利用手段欲架空王建荣,被王建荣公开举报。

    近日东莞祥鸿国际农批城董事长王建荣爆料称,东莞市中堂镇国税分局局长罗绍强亦官亦商,在祥鸿农批城拥有173套铺位,持股22%,是第三大股东。

    记者调查发现,今年52岁的陈松有是后街镇桥头村村民,有两栋两层房子,较为破旧。附近村民告诉记者,陈松有是一个普通农民,以前做过五金生意,也卖过建材,但算不上富裕,并不具备向银行贷款高达7000万元的抵押资格。

    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认为,科、股级基层干部直接支配资源,职位低权力大,要防止“蚁贪”,还需要扩大监督的广度,建立健全基层反腐制度和群众问责机制,同时畅通举报渠道,还监督于民。只有给“小官”们带上权力的“紧箍咒”,才能让“小官”们廉洁从政。

    “实际上,上百次的股东会议都是罗绍强本人参加的,但每次他都是签老婆和大舅子的名字,但按下的却是自己的手印。”王建荣说,“指纹很容易鉴定,想赖都赖不掉。”

    面对王建荣举报的视频、录音证据,罗绍强承认“主角”是他,手印也是他按的,但他声称参加股东会议只是为了“帮忙”。“都出了7000万元,王建荣占40%的股份,大舅子才22%,被人骗得很惨了。”罗绍强说,“我是看不过眼了,就帮我大舅子去参加股东大会。”

    “其实,这不是出让,而是托管,凯利公司根本没有这个购买能力。”王建荣说,凯利公司一下子拥有60%的股份,并收回了公司经营管理权,罗绍强成了背后实际操控人,“我虽是董事长,却成了摆设。”

    2012年7月的一次股东会议上,两人彻底决裂。罗绍强将自己的股份以每股10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东莞市凯利贸易有限公司。与此同时,另外两名股东也将股份转让给了这家公司。

    前不久,同样是科级干部的东莞市药监局分局副局长冯沛森因违规经营2000万元物业涉嫌赌博被媒体曝光后遭到当地公安、纪检部门调查。“小官大贪”现象亟需引起重视。

    15日,东莞市纪委及市国税局回应称,当事人已被停止职务,具体案情还在调查核实阶段。

    那么,大舅子陈松友是否有7000万元的投资能力呢?罗绍强称,陈松有曾做过多年五金、建材生意,是个体户,没有成立公司,7000万元绝大部分是找银行借的。